聚焦亞洲 —貿易摩擦

問：您對中美貿易緊張對整體亞洲造成的潛在正面及負面影響有何看法？

祈連活博士：中美貿易戰造成的影響或會殃及其他亞洲經濟體。
台灣、韓國及馬來西亞經濟體將遭受最大的潛在影響。這些經濟體向中國出售的商品是用來生產出口到美國的產品（從汽車到消費電子產品），而電腦晶片等科技零部件則是最易受貿易戰影響的產品。倘若中美爭端加劇，台灣可能陷入脆弱境地。台灣是中國手機及科技製造商的最大零部件供應商，其中大部分產品流向美國市場；該等產品出口額合共約佔台灣生產總值的2%。但在確定受影響目標商品前，將很難量化貿易戰對亞洲經濟體的實際影響。事實上，由於中國本身就是很多美國產品的主要供應商，因此有關經濟體所受到的損失亦可能較預期小。此外，美國消費者或難以找到充足的替代品來取代目前從中國購買的商品，至少短期內是如此。再者，在某種程度上其他亞洲經濟或能向美國市場提供中國產品的替代品，部分亞洲出口國可能因而受惠於美國減少對中國產品的需求。

問：特別是，隨著環球貿易摩擦增加，您預期亞洲各大央行會延遲加息嗎？倘若確實如此，隨著美國繼續推進利率正常化，會導致資金流出亞洲嗎？

祈連活博士：相對其歷史利率及潛在增長而言，亞洲經濟體的貨幣增長率低企，因此幾乎不存在國內通脹壓力會促使各大央行必須加息。然而，由於美聯儲推進利率正常化，有經常賬戶赤字的亞洲經濟體將面臨加息壓力。壓力最大的是印尼，已經加息以捍衛疲弱的印尼盾，馬來西亞及菲律賓亦於今年稍早時加息；南韓、台灣及泰國等經常賬戶盈餘經濟體則不會感到同等的加息逼切性，並將準備允許其貨幣貶值，在面對美國進口關稅時維持競爭力。然而，印尼及馬來西亞等經濟體或會面臨兩難之境——是出於貿易增長放緩而延遲加息，還是允許其貨幣進一步貶值，（暫時）承擔通脹升溫風險。本質上，強勁的國際收支平衡及低通脹率是應對貿易戰的最好防禦。反之，國際收支平衡走軟或可見通脹升溫風險的經濟體將是最易受影響的。

問：另一方面，倘若亞洲各大央行加息以阻礙資金流出，亞洲企業能夠承受借貸成本增加嗎（該等企業已享受低利息多年）？尤其是在貿易緊張局勢不明朗的背景下。

祈連活博士：高借貸成本僅在利率從當前歷史低位大幅上調的情況下方會出現，但鑑於通脹前景良好，近期不太可能出現。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前，很多亞洲經濟體維持固定匯率。很多亞洲企業借入低息美元貸款為國內業務提供資金，而成本及收入則按當地貨幣計值。上個世紀90年代的消費熱潮導致高通脹及高利率。當亞洲貨幣於1997年及1998年貶值而美元升值時，債務償還突然變得昂貴得多，造成巨大壓力，進而導致廣泛的破產。自此，大部分亞洲經濟體已轉向浮動匯率，這不僅可帶來風險緩衝，亦推動企業借款人承擔更少的借款貨幣風險。亞洲銀行亦減少期限錯配——即允許客戶使用短期貸款為長期投資融資。政府亦建立起更大規模的美元儲備。總言之，當前環境下風險要小很多。

問：站在貿易緊張局勢的風口浪尖上，中國出口將首當其衝。您認為這將會為中國經濟結構改革帶來機遇嗎？您有甚麼看法？

祈連活博士：我認為中國的工業政策不會出現重大變動。中國政府已經計劃減去重工業的過剩產能，推動消費者支出（即將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由固定資產投資型轉向消費者支出型）。此外，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制定「中國製造2025」計劃，但該計劃可能受到美國實施更嚴格的外國投資規定所影響。例如，中國公司或會更加難以獲取技術及專業知識。但是即使落實中國2025更加困難，該政策仍可能持續推行。

有分析認為，貿易糾紛或為中國提供推行更大外匯靈活性的機會，甚至向貨幣自由浮動發展。依我看，這是謬見。雖然從年初開始，人民幣兌美元貶值逾5%，但當局將不大可能改變維持資本管制、因應情況調整的策略——持續改變資本管制的自由浮動不算是真正的自由浮動。從廣義上說，這仍將是受管制的匯率制度。